ZT

可以想象，提起“中华文化标志城”议题的济宁领导此刻一定追悔莫及，本想在两会间以“建设软文化”的名义提起这事借机向中央多要点钱的，没想到却把自己架到了代表委员质询和舆论炮轰的峰尖浪口，撞到纳税人**口上成为公共议政的靶子。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的签名反对，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3月12日《新京报》）
　　张振川代表的这个强硬表态很让人吃惊，让人产生强烈的时空错位感：这里是全国两会的会场，还是山东济宁的地盘？正在开的是全国两会，还是山东济宁的两会？一个地方政府领导，在这个涉及300多亿、冠以中华之名、存在极大争议的重大工程上，在尚末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和批准的时候，怎么能说“肯定要建”？
　　首先，你说“允许有争论”——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张代表是没有权力“允不允许别人讨论的”，不要说在全国两会，即使在贵府济宁也是如此。代表委员和舆论的讨论不需任何人的授权。作为纳税人，作为代议士，作为公民，人们有着天然的权利讨论这个涉及自身利益、与自己有关系的重大工程。除非你自己花钱在自家的地里建“振川文化标志城”，人们无权置喙，花纳税人的钱在公有土地上建冠以中华之名的工程，公众当然有权讨论。
　　不仅有权讨论，而且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纳税人手中，最终建不建必须由全国人大——这个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纳税人的最高代议机构说了算。一方面因为这个耗费300亿的工程需要国家财政拨款，而且需要拨的钱肯定还会不少，所以必须列入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批。另一方面，这不是一般工程，而是涉及国家整体文化战略和形象的大工程，属于宪法规定的“重大事项”，所以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或授权，不仅建不建，连何时建、用什么名等细节也都得经全国人大批准。所以甚至连力挺这个工程的复旦学者葛剑雄都称“如果全国人大不批准那就绝对不能搞”。因此，你张市长是无权说“肯定要建”的，即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投票时你也只有一票的赞成票。
　　张代表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工程得到了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我想，不要说69个院士，就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所有院士“倾巢出洞”联名力挺这个工程，都没有丝毫法律上的效用。首先，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一个工程只要有69个院士签名支持就可以上马”，上不上工程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院士又不出半个子儿，他们的签名支持有甚鸟用。即使从科学论证上讲也毫无论据效果，因为据考古专家介绍，这份名单中，真正属于历史、考古、文献等领域的学者是“极少数”——事实上中国根本就没这方面的院士，如何能以其专业身份为一个与自身专业不相干的工程提供科学论证呢？
　　张代表还摆出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这个理由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确实有威慑力。且不说是不是真有批示，如果真有，我也可以一定、肯定以及十分确定地断定和认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定不会批示“肯定要建”，至多只是表示初步认同这个意向，认同这个发展文化的初衷，绝不会说“不管如何争论一定上马”。一来领导人还没看到这个工程的整体规划方案（张代表介绍说尚在全球征集方案），二来最终一切得由全国人大定夺，怎么会给济宁这个保证呢？
　　显然，面对代表委员和舆论如潮的争议，至多只有一票赞成权的张代表所以会越权表示“肯定要建”，是在习惯性褫夺人大的权力，习惯性地摆一把手的威风，习惯性地“我的地盘我做主”——可惜这不是在山东济宁，而是在北京的全国两会；如今的人大也已不是昔日的橡皮图章，而是越来越回归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尊贵的全国人大代表们，使用你们手中的否决权吧。政府部门许多预算你们看不懂也就罢了，这个耗资300亿的伪文化工程你们看得懂吧；平日碰不到也就罢了，现在有人强硬地顶到你们议政的**口上了，不要荒废了你们手中的权力。

（南方报业网）山东济宁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近日在两会成为热点。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政协大会发言中建议，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此建议引起两会内外一片哗然，115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提案已经递交。同时，媒体清醒地认识到，山东方面此举并非空谈，不仅志在必得，而且已经箭在弦上。3月11日，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标志城肯定要建。

　　现在，社会舆论上批评意见居多，其批评的角度方方面面：或者是批评中华文化不能被如此简单粗暴地标志；或者是指出地方经济谋算不该假借国家之名；又有人倡议，如此重大项目应该放在阳光下公开辩论；更有学者指出，如果要纳入国家预算，必须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受预算约束。不论是从哪个角度，这些批评都言之成理，试图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对方、赢得辩论，改变局面。

　　但是，倡导方却没有以同样的理性态度回应。当初写倡议书的69名两院院士没有一个出来发言，只有山东政府方一直立场坚挺。但是，不论是孙淑义立论，还是张振川防御，他们所采取的都不是以理服人的方式，只是一味地以大命题压迫人。可见他们既没有能力逻辑充分地证明这一工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没有能力在公开辩论的平台上回应理性一方的具体质疑。

　　认真去读倡导一方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一直在偷换命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些都是毫无疑义、不需要讨论的命题；问题在于，要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这个目标本身不能推导出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以国家名义和国家支持去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以及落户济宁的合理性。

　　山东政府方面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反复重申，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的项目。他们以这种方式逃避辩论、炫耀背景，暗示反对派知难而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固然要尊重，但是对于批示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山东济宁政府方始终保持神秘、讳而不谈。而考虑到这个项目酝酿筹备时间很长，其规模和形态经历了演变，领导人批示可建的项目，未必是如今这个庞大、荒唐并且难以自圆其说的人造圣城。

　　据媒体披露，山东方面所倚仗的批示，是胡锦涛总书记于2004年3月对《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所作的批示。现今山东方面仰仗当初的领导批示，开口就要300亿，要列入国家重点项目、要纳入国家预算、要国家政策支持——这如何算得上是量力而行？又有，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的分析，中华文化标志城如果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全面地改变了“三孔”(孔府、孔庙、孔林)的环境。这样做不仅是对中华文化遗产造成破坏，也违背了中国申报世遗时的承诺、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如何算得上是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精心实施？项目倡导方一边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威慑反对者，一边在事实上违背领导人的批示和嘱托——这是何等作为？

　　项目倡导方在应对辩论时无法自圆其说，无法以文明的方式说服众人，只能滥用领导批示而获得的特殊身份，滥用民族、国家这些神圣的字眼，试图以此来获得优势话语地位，成为无可辩驳的一方。这种表现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项目倡导方也就是未来的主建方，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上没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论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多么美好健康，如果其规划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以文明的方式汇集意见、以民主公正的方式遴选意见，那么这个项目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

　　如果这个项目建或不建，已经是一个不需讨论的话题，那么谁来建、在哪建、如何建、建成什么规模或形式，这些都是更值得讨论的话题。只是这些话题显然不适合由济宁或山东政府来主持讨论，既然冠以中华之名，就要由一个能够被中华众人认同的机构来倡导。其实，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振兴民族精神，这确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心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不能允许这个命题被扭曲、被滥用、被利用。正是因为如此，与此有关的事项必须尊重广大民众的意愿，必须公开、透明地讨论，必须理性、平等地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