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级的下学期，即1961年年初，我又转入我启蒙的学校——赵湖小学。这时的小学规模已不是六年前的面目了，而是一个完全小学。但与乌金小学比还是小多了，仅一个年级一个班。我所在的六年级也只有一个班，班主任名叫罗宗刚，他还是我父亲的同学，样子很严厉，但对我不错。我们这个班很大，有70多人，其它学科我均可以，唯独他们还开有珠算课，无论怎么努力我也跟不上趟。（好在不是毕业考试的课目），我这一辈子不会“打小算盘”，与此不无关系吧？

1961年的初考是在枣南著名的纪念东汉光武帝刘秀故里白水寺下的枣二中举行的。8月初我接到了录取的通知，是我表姐帮秀告知的。三、求学刘秀故里白水寺

洋洋大班70多名同学，被枣二中录取5名。我和郑乐贵是男生，其余3名是女同学：赵庆仁、万文珍、王永清。我上初中了，不足12岁，从家到学校有15华里，要过三条河，遇到下雨涨水是很吓人的。现在我还在想，那条路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的外祖母到吴店赶集，就是在吴店东河淹死的。那已是我出生前的事了。

最初的班主李达成，教生物的。紧接着换为张一根老师，他是光化县人后调回老河口市四中任校长），非常幽默。班上的同学以枣南的七里冲、唐店、清潭、平林居多，也有吴店镇附近的，我算是枣东最远的了。

10月1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学校放假（学校还给每个学生分了一块约3厘米长的小肉块，我舍不得吃，小心地用纸包回家，送给祖母吃）。我从学校，进入村子，几个乡亲告诉我：“厚敏，你三间大瓦房剩一间半了。”回家后才知道母亲为我生了一个弟弟，胖乎乎的、红扑扑的，很可爱。我只是兴奋高兴，不晓得日后要分什么房。隔壁的朱大妈给他洗的三（一种风俗）。

政治意识极浓的父亲为其子孙分别取名且一锤定音。

弟弟乳名国庆（国庆节出生），学名万志敏。万上面加一点不就是方志敏了吗？他现在任枣阳市工商局副局长。

我取名万厚敏，即“厚德载物，敏思慎行”之意。也可理解为“正德厚生臻于至善”。我网名叫讷敏，即“君子讷于言，敏于行”，也有牵强于毛主席的两位千金李敏、李讷之意。但也闹了不少误会，网友们误认为我是女性。现在我的网名改为“平阳虎”了，寓意是很清楚的。

我女儿万曼曼，取意于抗日英雄赵一曼。这都是带政治色彩的。

弟弟的孩子叫万方，含意做人要方正。万方侄子，现在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曼曼常说：“方方是我们家的小帅哥”。方方也爱好文学，他的文章也常见诸报端。只是他写的文章，我看不懂。难道文章也有代沟吗？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智商的确很高，但需沟通，不能有障。

父亲在世时，全家8人，有6个中共党员，可成立一个支部了，父亲应是书记，当之无愧。 父亲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到初二，即1962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大跃进时成立的兴隆、王城等中学都被砍掉了，部分尖子生转到我们二中，其中有我在乌金念书时的熊桂华、谢帮兰，另有一个朱荣兴。目前，熊桂华在华中师范大学，谢帮兰在随州，朱荣兴在荆门漳河。我的伯父万祥伯的义子万开相当时任教于王城中学，他很有才华，遗憾地是他因学校被撤而停教。

1963年读初三了。班主任是朱家珍老师，我印象有二，他慈父般地呵护着我们；他的字写得特别好，特别工整。这年我入了团，是团支书熊桂华介绍的。班长先是莫炳恕，莫现任某高等职校校长，后是丁国书，丁现已退休，退前是襄樊市委副秘书长。

1964年上半年参加中考，熊桂华被保送到襄樊四中，我们很羡慕她。其实她被保送，应属政治因素，另朱老师也很喜欢她，她的父亲熊光烈在乌金供销社工作，听说与朱老师是同学。

毕业前夕，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那情、那景无疑是很感人的。

中考前，要求填志愿，我对各类技校发生兴趣，可能是因为学校都在外地，现在叫想“跳槽”。父亲也是这年转业的。他主张我填高中。

父亲为什么转业？是他患了慢性肝炎（其实也是因饿而罹患的）。他转业前任信阳步兵学校训练部射击系中尉教员。巧合的是40年后他的孙女万曼曼任军事经济学院训练部上尉参谋。

三代军人就这样形成了。

父亲转业分配到枣阳县供销社人事科。据说那年军队转业干部，都要支商。

8月，我接到中考录取通知，还是表姐帮秀通知的，但多了一个熊桂华，她俩一起到我家告知。虽在预料之中但仍兴奋不已。酷爱学习，不甘落伍，是我一生的习惯。

秋季开学了，学校真热闹啊。1964年是我们枣二中走红的一年，高考录取率还超过了枣一中。

我被分配到高一（1）班，班主任是刘均，同学们背地里叫他“刘钩”。他大儿子得了肺结核，不久夭折；次子刘立勇，后来先后担任谷城县委书记、襄樊市副市长、鄂州市常务副市长。刘老师教代数、立体、几何，课讲得还好，我数学较差，但听他的课还跟得上。我最喜欢的是俄语课一，同学们之间的日常口语，基本上可以用俄语交流，我甚至喜欢用俄语写日记。

班长叫彭兆喜，枣阳大店人，团支书朱帮国，蔡阳人，我是副班长。同学中玩得好的有朱帮国、申温国、王世伦、李其民、李德刚、袁大友、杜仁国、唐齐民等，用现在的话说是“铁”。申在解放军总装备部昌平军械士官学校工作，师职大校；朱在蔡阳一所学校任教、也退了。我奇怪的是，在同学们中，我们这些“混”出来的人，都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清一色的是女孩，而还在老家的那几位都是儿女一大群，这是怎么回事呀。

校园生活是迷人的，尤其是我们的母校——枣二中，枣南最高学府。她特殊的地理位置，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难忘。且不说她的山清水秀，那时未想到是更始帝刘玄的老家，也没想到是刘秀皇帝的故里，仅院内人文环境就会令人陶醉不已。毕竟她集聚了那么多的教学精英和莘莘学子。

我印象极深的是校园花坛中间有棵大树，枝繁叶茂，学校的大钟就挂在这棵大树上，我们也叫它“挂钟树”。它每天指挥着全校一千多人的晨起夜读、作息食宿。真没想到，46年后的今天，在拜读了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家德先生的大作《年轮的痕迹》后，才知道，这棵树是他从清潭南边的柴家庙移植来的。这棵被学校定为“校树”的毛扬树，1998年我回母校参加白水高中40年校庆时，看到她已经20多米高了，树干直径也有一米多，甚是伟岸！我由此想起了两句话：一句是“前人栽树，后人歇凉”；还有一句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孰知当年秦始皇？”（反其意而用之）我由衷祝福苏主任健康长寿！

我对苏主任崇敬有加，不仅仅是1994年1月，在他任樊东区区委书记时代表区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推荐我当上了该区的检察长；也不全因他是我的老乡、学长；而更多的则是他的人品、人格、才华以及又坦荡、随和的性格诸多让我不能不敬佩、不得不崇仰。

苏书记在樊东区短暂而过，后来的日子里我虽遇到某些麻烦，但却未被摔倒，我反而又在襄樊市高新区当了5年检察长。在全市12个县（市）区的检察长中，我任职时间是最长的。

校长赵俊华、书记李树清、语文老师齐世持、数学老师陈庆彦、俄语老师赵广明、化学老师邓正修、还有我的表哥耿帮荣教导处主任等等，都是我所景仰的。我高三时的班主任邱尧京，现在想起来，他一点也不比现在的歌星大腕逊色，听他唱歌是一种美的享受，表演才能出神入化。体育老师李尚芳（后来当上了枣阳县的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他牵头开展的体育活动威震全县。我是学校排球队的裁判；吴光国是蓝球队的裁判。但是每天早晨出操让我们拿着脸盆到滚河端砂垫操场，心里有些不舒服。

在初中任教的熊长发，也是我尊敬的老师，那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我们观点一致。巧合的是1991年，我们师生二人同时参加襄樊市委政法委书记会。他时任枣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我当时主持樊东区政法委工作。

晚自习前的个把小时，整个校园一派欢声笑语，歌舞升平。主要是1964年从省城、京城分配来了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他们带来了大都市的时尚、品位。

四、文革风卷云舒无前例  有幸能见毛泽东

如果说，我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什么好处，那就是我有幸见到了以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到了1965年底，已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政治气氛了。

我清楚得记得有一件事，是班里骨干在组织开什么关于思想改造方面的会。参加人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团员，内容是批“小资”，被批的有好几位，我也遭到了“批判”，原因是因为我写了述情写景的一篇什么日记，我不知道日记怎么会让他们知道了呢？几十年过去了，后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的以及爱批好斗的同学，在他们落魄的日子里，我善待了他们，我想他们也许是内疚和尴尬的。

历史的车轮隆隆碾进1966年，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一个狂热的年代。

这年的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文革定位时间应该是“5.16”全国各地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急风骤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文革”的第一篇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学生是这场运动的真正主体。一场有秩序的、有组织的、翻来覆去的运动天翻地覆、惊天动地，宁静优雅的校园乱成了一锅粥。开始成立红卫兵，加入这个组织要比入团入党还难，我们班的有几位同学没入上，还失望地哭了。

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它曾如骤起的飓风横扫中华大地，震惊世界。它裹挟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带着他们的狂热追求，暴烈行动和痛苦反思，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它一向被当作“文革”的产儿和象征，时时搅动过来人的心绪，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的思索。

8月，选代表进京，被选上的有朱帮国、李全运、丁明昌等，他们是根正苗红的纯贫下中农子弟，所以能幸运地被选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那是“8.18”毛泽东首批接见红卫兵。我未能选上，是因为我的父亲是“走资派”。

紧接着来了工作组，组长叫杜齐，后来又来了解放军支左，说工作组是压制学生运动的。上述的精英老师们绝大部分被靠边了。

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揭发的，有炮轰的，也有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的。斗赵校长时有一个情节，我至今还记得。造反派除给他戴高帽子外，还在他后腰际接了个狗尾巴。化学老师叫邓正修，同学们给他倒个个儿改为邓修正，他在看大字报时，自己也笑了。琚兆本老师教物理，他很博才，还会画画。他用石膏塑了好多尊主席塑像。凡是有才华的老师，一夜之间都成黑帮了。赵校长的女儿赵美芳是我初、高中时的同学，她现在宜昌葛洲坝工作。

枣二中，在枣南乃至全枣阳是很有影响的学校，初、高中加起来二十几个班，一千多师生员工，那是多么大的群体啊。整个枣南，被我们搅得云里雾里。

这年的九、十月份，学校彻底无序了，大多数同学已无心在学校闹革命了。三五成群地搞革命大串联，更多地是要到北京，想见心中日夜思念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与几名同学结伴，于11月9日乘火车由枣阳至武汉再至北京，在永定门下车，那是人的海洋。坐车、住宿、吃饭都是不要钱的（谁敢向毛主席的客人要钱啊），唯有一样尴尬的事是“方便”问题不方便。那天在永定门车站，我亲眼看到男同学背个身，就解决问题了，而女同学则要围一个圈子，让其中最急的解急。大海航行靠航手、东方红、语录歌响彻云霄。

在北京，有的大衔被改成了反修路，有的**被改为反帝**。穿军装、扎腰带、戴红袖箍、挂像章、天安门前留张影。

我被安排在西单大白菜胡同（地质学院旁边），是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安置在老百姓家。北京市民对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特别热情。北京的大白菜真是好吃，馒头也香。但那些天等待老人家接见的日子也是很难熬的，接待我们的解放军一再安慰我们“会见到的，再等等吧。”十一月份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了，但心里却热乎乎的，那是兴奋血液在涌动。

11月12日，我有幸参加了首都各界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好消息终于来了。11月25日毛主席要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了。这一天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我没轮上，而被安排到第二天即26号，但25号晚上，我们基本上通宵未眠，精神特别亢奋。那天我们是在西长安街，前排是解放军维持秩序，后面就是我们红卫兵。随着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人们开始沸腾了。毛主席乘座的敞篷车缓缓而来，我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穿着草绿色军衣，他的副驾驶位是汪东兴，他的左侧是谢富治，右侧是其卫士周福明，后侧是后来抵毁他的专职“御医”李志绥。面对马路两旁森林般高举的手臂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庄严而慈祥的笑容，微笑着向我们招手。遗憾的是有的同学激动得泪流满面，错失了看清毛主席的面容，而我由于克制了幸福的泪花，所以看得很清楚。

老人家神采奕奕，一点不假，近距离看他更为亲切，他是那么自信，慈祥。由于我是近距离见到的毛泽东，所以后来再看他的画像、影视形象总感到有些假、虚，不知道为什么。我认可的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从我面前缓缓而过的那位真毛主席。这种定格的记忆是永生抹不去的。那次的接见分两种形式是有原因的。原定的25号那天在城楼接见就是最后一批算了，但滞留在京的红卫兵太多了，听说是周总理做的工作，再延续一天，不再搞第九次。当代史记载八次接见是对的，不同的是第八次分两天两种形式。一至八次，毛泽东共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时间分别是在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其中，11月10日、11日，11月25、26日的检阅由于间隔时间很短，均被算作一次。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使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不堪重负。我印象特深的是火车上的座位下、行李架上塞的都是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据说周总理当时对任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由此可想当时铁路运输调度之难。印象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时刻已整整过去42年了，我真的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当文化大革命已被确认为一场劫难，我们依然不能忘记那一刻涌泉的泪水、自豪的目光、嘶哑的嗓子和忘情的激动。

这次乘车接见的车队很长，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首长，包括打倒的和没打倒的，被批的和没被批的。第二辆是林彪，我未在意，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辆车上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满头银发、面容憔悴，但不失威严。当时、现在、将来我永远“恨”不起来他，而是崇敬有加，他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不亚于我崇拜的周总理。他睿智、理性、成熟，是当之无魁的一国之首。他酷似我的父亲，这加大了我崇仰他的成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批他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可不必在肉体上让他悲惨，凄苦地离开人世。邓小平、胡耀帮等老一辈的革命家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他平反昭雪，赢得了人心民意。刘少奇不认识我，但我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怀念他。

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中央竭力做工作，要我们返回家乡闹革命，北京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仅东单至天安门不到一公里的路段，就搭建了好几所用竹席支撑的露天厕所。

1967年元旦我是在武汉过的，可以说是载誉而归的在汉停留没几天，我就回枣阳了。回枣阳，我第一印象和感觉就是枣阳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小了。

这年的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各级党和政府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国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回枣阳后，学校派系斗争已炽热化了。

两派阵线分明，以“钢高二二”为首的张×与县“东方红”的孙政治观点一致斗争目标相同。我们班的保守派（即保皇派）为多称之为“大联合”，造反派只有五、六个人，他们依赖“钢高二二”，多次把团支书朱帮国、还有李其明拉出去斗（在吴店教堂），有时候就在我们的教室里斗，将课桌垒起来，“架飞机”。“文攻武卫”是江青的杰作。幸运的是我只亮了下相（即站在垒起的课桌上），但他们没有对我动武，斗我的理由好像是我亲近了黑帮老师。

我尊师敬长是潜意识的，爱他人胜过自己，是与生俱来的品质。包括我后来当上了生、杀、予、夺在握，人、财、物、案独掌的检察长时，我对被审查对象也一样施仁政，文明执法，善待犯罪嫌疑人。这是我的禀性使然，一生没有私敌。1994年8月盛夏酷暑，我让办公室张德平主任将我用的电扇（那时没空调）送给羁押室，那里面关有好几个犯罪嫌疑人。在我当检察长期间，无数次地参加了刑场监督，我对那些执行任务的法警、武警战士，反复提醒不要对极刑犯实施拳打脚踢，而且要求他们一定要瞄准，不能偏离，最好不要增补第二**，尽可能减轻刑犯的痛苦，做到斩立决。对尸体，我要求执刑人员也不能诬辱，保全尸首完整（医学解剖除外）。

春节过后，全国性的红卫兵涌动没有消停，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提倡徒步大串联。我与一帮同学结伴，由枣阳火车站徒步走到唐县镇，就不想走了。夜色来临，扒了一列货车，当晚就到了武汉。停了两三天，又由武昌扒乘货车到了长沙，驻在一家砖厂，稍稍休息了两天，就真心实意地徒步从长沙到韶山冲。长沙到韶山的土路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踏得像水泥路一样，黑亮黑亮的。长沙的大米饭口感极好，既像东北的大米，也像我们襄樊的糯米，晶莹剔透，香气袭人。

到了韶山毛主席的故居，我也是走马观花。在他的卧室，我乘讲解员讲解时，坐了一下老人家的床，还是被发现了，讲解员狠狠地训斥了我，我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我们每人发了一枚韶山纪念章，还看了故居左侧的晒谷场。按照土改时成份划分的政策，毛泽东家定为富农成份，应该说是合适的。

人满为患，疏导及时。

没在韶山过夜，我们就返回长沙了。接着同学们建议到江西井岗山革命根据地。那时真的有目的又无目的，信马由缰啊。搞不清从哪里去井岗山，只好奔南昌。南昌有一个八一广场，酷似天安门广场。我参加了一个批斗会，被斗的是名女干部，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是她姓万，二是头发剃一半（阴阳头）。我还是那句话，对被斗的人，我恨不起来，我一生中不树敌，也不轻易恨人。

但一生中，委屈我的也有两个人，一是结束我军旅行生涯的人，再就是结束我政治生命的人。我是他们政治斗争中非常无辜的牺牲品、替罪羊，况且我对他们尊重、服从有加。事后，这两人评价我只有两个字“好人”。好在上天有眼，他们的结局不是一般的糟糕，这叫报应；我的政治生涯善终，比预料的更好，这叫因果。

在南昌停留的时间不长，返程经九江、武汉又回到了枣阳。

在回到家乡九连墩下月池堰，遇到了田明书幺姑，她告诉说我的妹妹夭折了。这对我的打击很重。听母亲说，妹妹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如果这位妹妹不走该多好啊。在妹妹夭折的两个月后，我慈爱的祖母也去世了，那是我相依为命的亲人，我永远怀念她们。

在家呆得很无聊，只好又返校。那时两派势力，随着武汉 “7.20”事件的发生，派性斗争升级为武斗，打、砸、抢成风，大揪党内、军内、公检法机关内 一小撮儿，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和群众再次惨遭迫害。造反派以“武装左派”为名，抢走县人民武装部**支**。紧接着的9月13日，造反派所谓的炮轰公、检、法联合作战兵团进占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虽然驻枣联络员武笔峰的文章为我们大联合撑了腰，但地方形势始终还是受北京影响。孙×还坐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交椅，我们学校的那个张什么也捞了个委员，于是本已成优势的大联合转为被动了。我校组织了枣二中大联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转战在枣南琚湾、熊集、耿集一带。这支宣传队有20余人，以女同学为多，朱帮国是队长，申温国主琴，实际就是一把二胡，我是他们的助手，其它锣鼓家什各有其人。在走村串户期间，演出是次要的，串联发表观点是主要的。为防造反派的追杀，我们白天扮作农民，晚上演出、串联。

两派斗争虽然激烈，但有些目标却是一致的，如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批走资派、贴大字报、游行示威、批封资修等等。但比较而言我们“大联合”温和些，而“东方红”激进些。

大概转了个把月，我们各自回家了。随着国家文革形势不断地变幻，心、身均无所适从，唯一期盼的是最新最高指示，这是中心的中心。

在回到家乡赵湖大队的日子里，我成了各派拉拢的中心人物，都在做我的工作。

大队各派组织搞革命大批判是很搞笑的，找五、六个人围着大队书记唐家美指指点点的。唐家美，是年轻有为老资格的书记。大人训斥孩子，就说：“再狂（闹），唐书记来了。”一下子，孩子就乖了。虽然我现在官至正七品，但见到他这个已是耄耋之年的大队书记，心里还有些发怵。

这年底搞清理阶级队伍，我在一队槽门湾。住在李群恭阿姨（现任襄樊市卫生局党组副书记田明亮的母亲）家。上面来的有工作组，组长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姓余（当时在枣阳火车站供销社工作），俨然像个钦差大臣，贫下中农对他诚惶诚恐。而我不以为然。我是周边几十里中少之又少的高中生，而我的背景也是当地较为显赫的，我父亲是正儿八经从部队转业的19级国家干部，当时的副县长也很少能达到这个级别。大队还组织了赵德金、陈永龙、郭永发以及我为骨干的工作专班。

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大队的走资派，当然是那个唐书记。我感到指挥或左右这个运动的，还是这个靠边的唐书记。倒霉的是地富子女，可怜兮兮地被斗来斗去，毫无结果。

本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229部队驻本县，执行“三支”（支工、支农、友左）“两军”（军管、军训）任务，混乱局势得以缓和。

万老好文。

建议斟酌一下书名。

是不是长篇小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