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爱艺新著《恶之花》首发式暨研讨会出席人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四川人民出版社（5人）
刘周远：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编审
韩   波：四川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辑室主任、编审
魏晓舸：四川人民出版社装帧设计室主任
戴雨虹：四川人民出版社装帧设计室副编审
蒋跃梅：四川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辑室副编审

文艺报
熊元义（博士）：《文艺报》理论编辑室主任
 
湖北省作协 （3人）
刘继明：省作协副主席
高晓晖：省作协《湖北作家》主编
何子瑛：《长江文艺》执行副主编

襄樊市委宣传部
谢选伦：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稼田：作家、原市文联主席、市委宣传部调研员

襄樊市委组织部
马  黎：组织部长

襄樊市文联
卓道成：市文联主席
李   捷：市文联副主席
刘多斌：市文联副主席
吴鄂东：市文联干部（诗人）
宋明发：市文联秘书长（诗人）
王晓剑：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张雅萍：市文联创作干部（诗人）

襄樊市作协
段明贵：市作协主席
陈文道：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伟举：市作协副主席
郑   浩：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市作协副主席
李圣强：市作协副主席
李修平：市作协副主席
尹全生：市作协副主席
黄河清：市作协副主席
席星荃：市作协副主席
曾海水：市作协副主席
谢   伦：市作协副秘书长
韦玉忠：市网络中心主任、《汉水》杂志社副社长
王   涛：市网络中心副主任、《汉水》杂志社编委
李   捷：《汉水》杂志社办公室主任
李贵林：市网络中心编辑
彭广全：市作协理事、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赵雪君：市作协会员、市新闻出版局管理科科长
王建琳：市作协理事、市新农村办公室主任
刘海清：市作协理事、市文体局副局长
邓家顺：市作协理事、市环保局局长
邓耀华：市作协理事、襄城区政协主任
任金亭：市作协理事、襄城区人大副主任
徐光忠：市作协理事、原市文联主席
刘   阳：襄阳区作协主席
田秀生：襄阳区作协副主席
汪光房：襄阳区作协副主席
梁旭辉：襄阳区国税局  诗人
谢德瑛：襄阳区作协副主席
叶华程：市作协理事  谷城县房管局局长
张   璞：市作协理事
杨   丽：保康文体局  诗人
刘传国：市人民银行干部 诗人
左艳琳：《隆中对》论坛版主 诗人
王小钵：《隆中对》论坛版主
任爱国：《隆中对》论坛版主  作家
刘晓飞：《隆中对》论坛摄影版
马   军：《隆中对》论坛摄影版

襄樊市文艺理论家协会
刘诚言：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李宪国：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冯   臻：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黄定强：襄樊中文系教授
崔新建：市文艺理论家协会秘书长

新华书店
桂树林：总经理
张   涛：业务科长
贾玉荣：区新华书店柜长

襄樊市政协
王   军：市政协教文卫委员会主任
杜昌焕：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襄樊学院
刘光耀：襄樊分院中文系教授
戴桂斌：襄樊学院学报  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蔡泽寰：院长
万成海：副院长

襄樊市档案馆
全世海：市档案馆馆长
蒲云惠：市档案馆管理科长
朱建国：市档案馆信息技术科长

襄樊市图书馆
杨天祯：书记
高   军：馆长

跋

  他从1841年开始诗歌创作，在创作和世界观方面，深受美国诗人爱伦·坡的影响，从而使波德莱尔脱离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的个人情感与忧愁苦闷的泥淖，并且发挥了想象力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

    他于1857年出版的传世之作《恶之花》，是一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罪恶和世纪病的病态的艺术花朵，是一部艺术技巧十分高超而思想内容又极其丰富的作品。诗作想象奔放，构思精巧，格律谨严，形式完美，同它内容的悲观、苦闷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在这部残酷的书中，我注入了自己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灵，全部的信仰以及全部的仇恨。”诗人写“恶”，反映了他对于健康、光明甚至“神圣”事物的强烈向往，正如高尔基所说，他“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着善良。”

    可以说，《恶之花》是一部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露、控诉，因而也是进行反抗的作品，同时也是诗人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带着忧郁、孤愤、病态的心理，去追求解脱、追求光明、幸福和理想的失败的记录。

    《恶之花》以其大胆率真得罪了当局，其深刻的思想和超前的理念更触怒了保守势力，结果招致了一场激烈的围攻。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上了法庭，最后被迫删去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六首“淫诗”：《首饰》、《忘川》、《给一位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被诅咒的女子》和《吸血鬼的化身》。四年后，他将《恶之花》又新增了35首诗再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恶之花》是一个象征主义的标题，法语中的“恶”字，可作为“病态”和“痛苦”来理解，因此《恶之花》也可以译为《病态中的花朵》。《恶之花》是一部开一代象征主义诗歌先河的划时代的不朽奇书。波德莱尔是倾注了他“全部心血、全部热情、全部信仰、全部仇恨”而写成的。这部“巨著”不在文本的厚薄上（全书原法文不足300页），也不在诗作的数量上（收集诗作最多也不过157首），而在它的价值和意义上。谁能想到一本薄薄的诗册，却奠定了夏尔·波德莱尔在法国乃至全世界现代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成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语）。

    《恶之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若干首诗歌编辑在一起的一本诗集，而是一部完整的书，一部有逻辑、有结构、浑然一体的书。它是作者精心安排的，有主题、有顺序的书。书中入选的诗并不是按写作时间先后安排的，而是根据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各有一个分标题：《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这样的精心编排有着明显的内在逻辑、展示出一种朝向终局、循序递进的过程，足见诗人的匠心独具。波德莱尔也明确提到，“我对于这本书所企望得到的唯一赞扬，就是人们承认它不是单纯的一本诗集，而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1861年12月16日波德莱尔致维尼的信）。我们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书，也是一部六场的忧郁“悲剧”（皮埃尔·布吕奈尔语）。因为书中已“再现出精神在恶中的骚动”。这比有些人把《恶之花》归结为作者的自传要恰当的多。

    在以五四文学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的史上，波德莱尔还不断得到评介，最早提及这位“魔鬼的歌手”的是周作人。1919年2月，他在《新青年》六卷二期上发表的《小河》序语中，承认自己的诗与“法国波德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地分写了”。两年之后，他在11月12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散文小诗·附记》中，称赞《恶之花》“在近代文学史上造成一个新时代。他用同时候的高蹈派的精炼的形式，写他幻灭的灵魂的真实经验，这便足以代表现代人的新心情”。

    最早比较广泛介绍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理论及其创作的，是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出过两期“诗歌研究号”，特别介绍了法国象征派的理论和作品。鲁迅1924年翻译出版的《苦闷的象征》（日·厨川白村著），也涉及了象征主义和波德莱尔的作品。最早节译波德莱尔《恶之花》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1924年12月的《语丝》上刊有他译出的《恶之花》中的《死尸》一首。他在译诗前面加了一篇长长的序文，称赞《死尸》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里最恶亦是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王了一（语言学家王力）于1940年以旧体诗格式，译出巴黎阿尔方斯·勒米尔出版社出版的《恶之花》中的114首。

    20世纪50年代之后，波德莱尔被列为颓废派诗人而受到冷落。直到80年代初，这位“恶魔诗人”才渐渐受到中国读者的密切关注，1980年12月，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王了一翻译的《恶之花》，全书译文大部分是1940年的旧体诗译作，加上新增译诗43首，共157首诗，分为6组。其后相继有钱春绮、郭宏安、莫渝、杨松河等人的译本问世。

    而我们现在，又欣喜地看到了当代著名诗人文爱艺，通过波德莱尔《恶之花》法文原版译析的《恶之花》（全译赏析版）的出版。他的这部译著的显著特点，正如他的书名所表述的那样，一是“新”，二是“全”，所以我说他的译著是“‘全新’的奉献”。我之所以给予如此评价，是因为在他之前，虽有王了一等诸家的译本，但其中要么没有“赏析”，要么不全，这样就造成了读者阅读理解方面的困难，不能看出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全貌。如前所述，“《恶之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若干首诗歌编辑在一起的一本诗集，而是一部完整的书，一部有逻辑、有结构、浑然一体的书”，文爱艺执著地恪守了波德莱尔的这一良苦用心，并作了详尽的注释和言简意赅的评析，这就是他要坚持译评编析“全编”的缘由；文爱艺译本的“新”，在于他摆脱了其他人以旧体诗和格律体新诗的形式来翻译《恶之花》的束缚，在音韵格律上作了多种探索，而以全新的形式，把《恶之花》翻译了出来，而且在诗歌的内涵方面，他自始至终把握着波德莱尔象征派、现代派的表述特征。这就是文爱艺对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以及对广大渴求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波德莱尔的读者一大“全新的奉献”，我不能不为之鼓与呼！

    文爱艺曾经在诗集《风中之心》的“自序”中说：“诗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最年轻的抒吐情怀的方式，它伴随生命而来，成为提升生命质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作为诗人的文爱艺的心灵告白，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的“生命质量”，的确在他出版的四十多部诗集中逐渐得到了“提升”，我想在他完成了《恶之花》（全译赏析版）的创作之后，他的“生命质量”必将会有新的“提升”，他的“艺术质量”也必将随之会有新的“升华”，因为我了解，文爱艺是一个“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人，他的艺术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他必将朝着文学艺术的最辉煌的境界，忘我奋进。

序于200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