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孙展

　　“这是一种情结。” 查建英说。在一个离那个时代并不近，也并不远的时间里，同样成长在那个年代的查建英想知道，这些同样经历了火红青春的人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对共同经历的时代又是如何看待？

　　于是有了这本《80年代访谈录》，和查本人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思考。

　　“这个回忆超越了简单的怀旧”

　　中国新闻周刊：做这样的访谈是一种怀旧还是纪念？

　　查建英：都有，但又不仅仅是怀旧或者纪念，而是希望借一个机会对那个年代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清理。经过十几年的变化，再加上从东方到西方，不同的视角的转换，回过头去看这个年代，会有很多收获。实际上，访谈的过程既是聆听、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清理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去回忆80年代？尽管你提到是有一个采访任务触动了你，但又把它写成了一本书，说明你还有更深层次的情绪。

　　查建英：我给《乐》杂志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访谈，但遇到80年代人物访谈时，突然被触动了，下意识里，自己还是有一个80年代的情结。80年代那批人的经历与过去早已不同，有些人已经有了海外生活的背景，视野、信息量也都增加了很多。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对那个时代郑重、坦率的回顾？

　　实际上，这些人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对青年时期做过的事情，都有了自己的反思和看法，对现在都有独特清醒的判断。而80年代是他们思想的形成期，或是最初的表现期，对于这批人有独特的意义。这时候去访谈，记录下他们的认识，是最合适的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工作为什么没有在90年代做，那时候离得更近，记忆也会更清晰？

　　查建英：阿城曾经说起过，中国人自古讲究“安身立命”。当时80年代，很多人安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切入(关注)点却是文化，是属于“立命”范畴的事情。那时候的很多人是抱着疯狂的态度在谈哲学、文学、艺术，这是长期的精神生活贫乏，文化断裂，信息封闭之后的爆发式的汲取。那时候，经济的压力和诱惑没有现在这么大，大家的热情都投入到“立命”的问题中。

　　到了90年代，有了非常戏剧化的转折，很多80年代谈论的问题在90年代被悬置了，创作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没有80年代那种生气勃勃、全民关注的氛围。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为“安身”在努力，

　　而现在，当年的那批人都成了社会中坚，事业有成，“安身”的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立命”的问题又开始凸现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做这样的回忆可能更客观，看得更清晰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年轻人是不愿回忆过去，或者没有回忆的资本，现在做80年代这批人的回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老去？

　　查建英：当年有一首歌，《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现在则变成了“80年代的老一辈”。我的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小的崔健也四十多岁了，而李陀已经六十多岁。从年龄上讲，老去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人的回忆当中，肯定也有怀旧的成分，现在提供这么长的篇幅来让他们讲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群事业有成的人在回忆当年的辉煌。好在这里同时有大量的反省、批判以及反思，他们的回忆还是超越了简单的怀旧。

　　一个私人追忆

　　中国新闻周刊：访谈对象中很多是你的朋友，而且大多是文学艺术圈子中人，这样的访谈会不会成为一个圈子记忆，一群精英的追忆与普通大众80年代记忆不同？

　　查建英：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知道自己的局限，因为自己一直从事和文化有关的事情，写的东西也大多与中国文化转型有关，因此，选定80年代“文化热”作为访谈主题是我熟悉的领域，话题可以比较深入。

　　但80年代显然要比这些丰富的多，比如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有很多没有涉及，这些记忆还可以由更多的人去做。

　　其实圈子文化在80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圈子化的访谈，也是80年代一种形式的复制和延续。

　　中国新闻周刊：经过访谈，你对80年代的印象是更清晰还是更模糊了？

　　查建英：略微清晰了一些。至少知道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比如甘阳运作《中国与世界》书系的一些细节。应该说，所有的访谈都是一家之言，是对历史细节的一些补充，毕竟，我们的历史记忆流失太多了。但它更多的意义在于是以谈话形式进行的私人回忆，并不是对80年代盖棺论定，后人会对这些回忆有自己的判断和补充。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眼中，80年代的地位在回忆里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了？

　　查建英：80年代的地位非常独特，它的独特性是相对于它的参照系而言的。在经历了非常糟糕，非常畸形的文革时段后，80年代的地位显现出来。

　　文革中，反智主义达到了极端，没有任何的独立思维。从那个时代走出来，在文化上，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中国传统的东西没有，西方文化的东西也没有，一切都要从零点，甚至负起点开始，因此，80年就容易显得高大辉煌。但这绝对不是有些人观念当中的“文艺复兴”，说“文艺复苏”还有点沾边。在沉睡了那么多年，冻结了那么多年后，中国文化开始重建，再出发。

　　80年代并非“黄金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80年代气质的核心是什么？

　　查建英：很难用几句话来总结这个问题，我的书后列了一些那个时代常用的词汇，但远远不够，这只是文化热的一方面。但如果仅仅将“文化热”理解为80年代的特质就偏题了，第一批万元户的出现，对现在社会的意义甚至更扎实。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的文化气质如今传承下来了吗？

　　查建英：从书中选取的访谈对象来看，他们尽管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反省，大多数还在坚持当年的一些选择。比如田壮壮还在拍电影，陈丹青还在画画，同时也从事一些文化批判方面的工作。他们坚持的一些东西也和80年代有某种延续性。

　　但是从更广的层面看，80年代那批人分化很严重，能够真正坚持到现在的人并不多。同时，时代的重心不同，人们关注的中心也不同了。和80年代相比，现在明显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物质的味道弥漫在所有的空间里，包括私人聚会的饭桌上。我不想说这是某种精神的缺失，但这的确和80年代的氛围有了很大的不同。

　　进行这个80年代的访谈，也是想说过去有一批人曾经是用那样的方式生活过，它和现在的确有些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就你个人而言，更喜欢80年代，还是现在？

　　查建英：80年代于我来说，从时间上讲更远，从感情上讲更近。但综合来说，现在这个时代更丰富，也更有趣，是一个值得用心观察、吸收、参与的时代，可做的事情和选择更多了。安身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就可以有一种从容的心态，自由地看各种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