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云寓言的忧患意识
张鹏振
纵览中国现当代寓言创作，我们会发现黄瑞云寓言一个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艺术视野的宽广和思想含量的厚重。导致黄瑞云寓言思想含量厚重的因素无疑很多，而忧患意识应该说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忧患意识在黄瑞云寓言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国民精神痼疾的忧患、对政治败乱现象的忧患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正因为其作品中注入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篇篇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剖析黄瑞云寓言的忧患意识，从中寻找寓言创作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寓言创作不无裨益。
一
寓言属于讽喻性文字，现实生活中人的种种精神缺陷必然会引起寓言作家们的关注。可以说，没有哪一位寓言作家没有触及人的精神缺陷，但是很少有人像黄瑞云那样把对人的精神缺陷的揭露讽刺提升到忧患意识的高度。黄瑞云寓言所揭露讽刺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小缺点，而是一种涵盖面很广的人的劣根性和集体无意识。
国民的劣根性，在黄瑞云寓言中突出地表现为“奴性化”和“窝里斗”。
国民精神中的奴性化倾向有三点表征：一是偶像崇拜，二是安于现状，三是绝对驯服。偶像崇拜是一种“非我症”，即不相信自我，对权威取奴隶般顶礼膜拜的态度。“他们的精神非常脆弱，永远需要一个神来支持自己”（《长城庙里的老鼠》），“只要谁坐在神的宝座上，他们就对谁膜拜”（《齐天大圣庙里的猴子》）。桥头庙里的桥神（《桥神》）、峨眉山顶的佛光（《佛光崇拜》）、三峡滩石的神像（《人鲊瓮上的神》）、百年老龟的塑像（《寿灵帝君》），甚至一块肖形巨石（《石佛》）、一棵似佛的榕树（《榕佛》），都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其实，泥塑的桥神自身难保，佛光不过是心造的幻影，人鲊瓮的神全不管人间祸福，被吃掉的老龟根本无法作祟，石佛没有生命毫无知觉，榕树别无本事更无灵验，人们却对着它们虔诚地膜拜，跪拜、磕头、祷告一番之后，心灵才获得安宁充实，似乎有了力量和勇气。随着极端的偶像崇拜而来的，必然是普遍的个人价值的毁灭。安于现状，源于一种“做稳了奴隶”的心态， 黄瑞云寓言对此多有揭示。《不驯的老虎和驯服的驴子》、《野兔和家兔》、《鹿和狗》、《鲤鱼和金鱼》、《原始鸡的后代》等作品中，都出现了怀有这种心态的形象。拖着中弹老虎回家的驴子，被猎人打得遍体鳞伤，但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甚至同情起那只老虎来。家兔为自己不必为吃住发愁而深感“幸福”，执意邀请路过院旁的野兔同住。金鱼觉得鱼缸最宜安身立命，怎么也无法理解小鲤鱼要蹦出去的行动。猎狗帮助猎人捕获了鹿之后，不无得意地以“价值”为话题打趣那只鹿。一群公鸡为能占有几只母鸡而不可一世，母鸡们因生了蛋而自得地歌唱。这样一些“做稳了奴隶”的奴隶，没有谁不安于目前的处境，也没有谁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性结局，甚至都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这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黄瑞云寓言中，驴、狗、鸡、猴甚至鬼都是彻底驯服的形象。奴役，驴以为天经地义；戕害，驴以为“非常必要”；被奴役，被阉割，以至于被宰杀，驴都没有丝毫不满的念头（《人和公驴》）。狗被驯服为奴才，会看门，会守夜，会向人摇尾巴……并为此而“感到荣耀”（《狗和狼交朋友》）。公鸡脚上的绳子解开之后，怎么也无法改掉带脚镣时的步态（《放不开脚步的公鸡》）。被野保协会释放的猴子，第二天竟规规矩矩地蹲在摄影景点的石柱上（《被释放的猴子》）。挑担的鬼，以为自己不是被吃的，而是当差的，被一种可怜的优越感所陶醉（《钟馗妹妹送的礼物》）。这些角色奴性化已深入骨髓，其实，它们都是人的化身。
柏杨说过：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龙”之所以变成“虫”，坏就坏在臭毛病——窝里斗。黄瑞云寓言将窝里斗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为名利而斗，二是因疑忌而斗，三是没来由而斗。《蛊》集中体现了窝里斗的残酷性和悲剧性。“瓦盆”既是“战场”，又是“地狱”，虫子们“尽一切力量互相对咬，进行着残酷的搏斗”。斗的结局呢？所有的虫子包括那“蛊”都死在盆子里！一伙麻头、红头、细头、绿头苍蝇飞到了捕蝇瓶里，它们不知难之将至，竟为由谁来当宫殿里的王而相持不下（《捕蝇瓶里的争夺》）。雨点们为争夺“中心”的名分，“相互排击，互相推挤，抢占地盘，扩展势力”，闹得池塘不得安宁（《中心》）。争利于市比争名于朝还要激烈。为了一根骨头，两条狼狗与杂种狗争夺，继而是狼狗内部争夺（《三头狗和一根骨头》）。为了一只屎壳郎，一群黑蚂蚁与一群红蚂蚁展开了激战，“杀得天昏地暗”（《蚁战》）。为了一粒口馋的豆子，两只乌鸦不惜啄掉彼此头上的羽毛（《乌鸦的智力》）。两只公鸡斗了一辈子，死前两分钟还为“较量本事高低”而斗得“难解难分”（《两只公鸡》）。嫉妒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但西方式的嫉妒是：你强，我争取比你更强；东方式的嫉妒是：我不行，你也别想行！黄瑞云寓言也让角色们演绎了这种东方式嫉妒。野牛们站在一座“高大雄伟”的牛石像下，深感自己猥琐渺小，嫉妒油然而生，就狠命地想牴翻它，牴不动便爬到它身上拉屎拉尿（《野牛和牛石像》）。猜疑也是斗的缘由，乌鸦见孤雁啄了一只死鼠，硬说暂且歇脚的大雁是“占地盘”来的，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雁和乌鸦》）。嫦娥回国，给扣了“封建余孽”、“叛徒”、“里通外国”、“现行反革命”四顶帽子，连续批斗七天七夜（《嫦娥回国》）。这样荒诞的事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它无时无刻不发生在同事之间、师徒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乃至于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更多的斗不要理由：两只公蟋蟀碰在一起，立即会“斗个你死我活”（《斗王》）。相斗，确乎已成了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天性。两头幼小的公鹿约定“永远友好”，长大也“决不相斗”。但角渐渐长大，它们不由“随便斗一斗”取乐，不觉的相斗“逐渐增多”、“不断出现”，最后为了一头小雌鹿“斗个你死我活”（《两头公鹿》）。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同类之间完全不知为什么要相斗，明明知道相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却像俄狄浦斯王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悲剧那样摆脱不了好斗的劣根性。黄瑞云寓言的深刻性在于，不仅揭示了好斗的荒谬性和悲剧性，而且揭穿了相斗闹剧背后的更险恶的一面。《玉米地里的欢宴》写了一场猴子混战的闹剧，为了挑动猴子相斗，猎人设下了一个骗局，在玉米地里放了两样东西：酒——麻醉剂和兴奋剂，木棍——自相残杀的道具。世间上，这样的“猎人”为数不少。《青蛙世界》、《三虫世界》、《人的世界》，不妨看作“窝里斗”的总结：青蛙世界、三虫世界，都是“人的世界”，特色是“弱肉强食”。作者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言必获罪，动辄得咎，任人构陷，任人践踏，尝够了“斗”的苦头，得出如此愤激的结论不难理解。
黄瑞云寓言还揭示了国民性格中其他病症，诸如怯懦麻木、愚昧无知、自私虚伪和狂妄自大等，这些可统统归结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具有超个性的特征，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阉割，对于猴子来说本是一场灾难，但没有一只猴子试图抗逆。非但如此，当这种灾难重新降临到陌生同类身上时，它们甚至积极地行刑，并快意地欣赏着灾难的重演（《猴子军团》）。这种惊人的麻木，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所指斥的那些赏鉴杀人盛举的看客。取猴脑，对于猴子是更大的灾难，所有的猴子（除开被选定的那只）无一例外地为灾难的暂未加身而庆幸狂欢，把同类推向死地丝毫不感到羞耻（《次灵》）。怯懦造成奴性，奴性带来麻木。邪恶势力之所以能猖狂无忌，就是因为人们普遍的怯懦和麻木，一味退让和逃避，《梭鱼为什么能够逞凶》对怯懦和麻木的灾难性后果作了形象的描述。《雁警》的故事主体借自古代寓言《猎雁》，但寓意决非后者的重复，它所表现的是对集体无意识的悲悯，担荷整体悲剧责任的崇高。举世皆愚我独慧，举世皆睡我独醒，面对愚蠢昏庸而屡唤不醒的雁群，这位“屈原式”的独醒者内心充满着悲哀，雁群的悲剧不仅在于遭受浩劫，更在于至死不悟！黄瑞云寓言多篇写到愚昧无知的角色，有满以为鱼缸之外的一切都歪扭不正的金鱼（《金鱼的观感》），有认为海鸥关于大海的话“纯属欺人之谈”的家鸭（《海鸥与家鸭》），有不知玻璃挡道而一味硬撞致死的苍蝇（《两只苍蝇》），也有机械执行老师教诲爬着回家的夯货（《爬着回家》）……这些不同的蠢才都带有超个性的特征，而具有普遍意义。自私与虚伪如影随形，凡事以个人利益为圆心者，必然不诚实，耍心眼。请看，水面上漂荡着一条小青鱼，对此每条梭鱼都有一番计算，一个个嘴上挂着“道德准则”，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独享猎物找理由（《梭鱼的道德准则以及它们的智慧和力量》）。自私虚伪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刁滑无耻。《动物的形象》这篇寓言，借狐狸嘲讽了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市侩。狐狸的一篇论文，观点因“山林之王”角色的转换而屡变，并因而屡屡得到新上台者的赏识，获得越来越高的名位。现实生活中，这种屁股底下安轴承、厚颜无耻之徒何其多也。论起灵魂堕落、道德沦丧，《机器人浮士德》的主角比狐狸更甚，它荒淫无耻地度过许多年月，当靡非斯特因它说了“心满意足”而索要灵魂的时候，它哈哈大笑，原来它“根本就没有灵魂”。世上没有灵魂的，何止是机器人浮士德！国民精神缺陷，还有狂妄自大。一头猪感觉万物皆备于我，自信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连土拨鼠和乌鸦都在为谁的窝是“世界的中心”而争论不休（《土拨鼠与乌鸦关于世界中心的争论》），一挂炮竹自以为爆炸威力足以震动、摧毁整个世界（《英雄炮竹》），一匹良种马认为世界上没有它无法跨越的地方而径直冲进泥潭（《神马》），趁山洪滚下山坡撞进海瑞庙的顽石吹嘘自己的名声远远超过海瑞（《石头和海瑞》），在驮运比赛中获胜的驴子因过于得意而暴病（心脏中的自满素骤然膨胀）身亡（《金牌驴子》）……以上这些形象，都可作“精神胜利法”的新标本。
黄瑞云寓言对国民精神痼疾的揭示，融注了深深的悲悯情感，“怒”中有“哀”，“冷”中有“热”，“笑”中有“泪”，所以决不同于浅薄的人身攻击性文字，篇篇都可当病理手册来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