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苏家德

首  语………………………………………………………

第一章 文革风卷云舒 有幸能见毛泽东…………………

一 与共和国同龄  九连墩之后有疑说……………

二 三年自然灾害侥幸没饿死 日后厌恶吃喝风……

三 求学刘秀故里白水寺………………………………

四 文革风卷云舒无前例 有幸能见毛泽东…………

五 执鞭任教清队伍 步入社会展身手……………

六 割不断的帝乡情  皇村自有后来人……………

七 弃笔从戎…………………………………

第二章 终生心系陆军三七零医院…………………

一 不寻常的一九七一……………………………

二 “襄师不还斗争不止…………………………

三 虽然提干 错失“选青”………………………

四 安置复转军人 频繁往返京津………………

五 首任党委机要秘书……………………

六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九七六……………………

七 冬去春至的温暖………………………

八 “发配沧州”…………………………………

第三章 长坂雄风  野战医院能“野”善“战”……

一 下级永远服从上级………………………………

二 发现了俄罗斯后裔………………………………

三 诸葛亮给张飞的信………………………………

四 野战医院能 “野”  善“战”………………

五 关羽1800年后入土为安……………

六 红枣情思………

七 再访长坂坡……………………………………

第四章 被授“陆军中校军衔”的前后八年……………

一 裁军百万  体制大变  ………………………………

二 开国上将……………………………………………

三 “从奴隶到将军 从将军到奴隶” ………………

四  军人的困惑………………………………………

五 “军、预、警、民”共建  到日本投降地报告并领奖..

六 “防火防盗防纪检”  短暂的纪检工作酿下了恶果.

七 向军旅告别………………………………………

第五章 脱下军装着警服 放下枪杆子拿起刀把子……

一 在军转办帮助工作的日子…………………………

二 主政樊东政法委……………………………………

三 司法局工作有声有色…………………………………

四 民调工作受司法部表彰………………………………

第六章 顺利当选检察长  人称“国家领导人”…………………

一 顺利当选 人称“国家领导人”……………………

二 走马上任的第一案………………………………………

三 城区合并 樊东最后一任检察长………………………

四 力争当好检察院的党组书记………………………………

五 检察院手握两把剑一把对公安一把对法院…………

第七章 万里长城今犹在哪见当年秦始皇  高新区检察院诞生始末

一 城区区划变更 我与另两位检察长被“吊”……

二 15天的二汽检察办事处过渡…………………

三 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

四 要当和尚先建庙开后门组建高新区检察院…

五 华东之行…………………………………………

六 曼曼金榜题名………………………………

七 单位看班子班子看主管  检察长威信的形成与培养…

八 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八章 二十一世纪黎明后的沉浮…………………………

一 跨世纪的的“公、检、法”三长交流……………

    二 筹建检察办事处 泪水汗水全洒鱼梁洲………

三 女儿热爱国防绿 大学毕业去从军 ………………

四 先提后退 安全着陆…………………………

五 法大无限正义永恒 发挥余热当顾问……………………

六 两次战友联谊会  一次在汉一次在樊

七 我所认识的“中国水帅”

八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第九章 父亲 您不该走…………………………

第十章 文学艺术殿堂群星璀灿 卧龙之地百花争艳

一 我所熟知的几位文学、艺术家…………………

二 邂逅书坛“蟹将”严学章……………………

三 初涉收藏的感悟……………………

四 脚下的墓石 心中的丰碑…………………

五 重返政坛 参政议政………………………

六、仕途之路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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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万厚敏 40年日记的沧桑》………… 刘文生 刘涛.

附录二、《日记见证》………………………….  汪洋   赵蕾

  附录三、《万厚敏先生的日记情结》……….    郭兵   一飞

后记…………………

本帖我安排的是苏家德先生为我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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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语

在我看来，时间，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词。是一个令人无奈的概念。这种无奈首先表现在非常无情：它毫不理会苍穹渺茫、宇宙浩大、人间沧桑、世故变迁……它慢条斯理、一分一秒、永无休止地执着而逝。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都难以将它挽回一日一时、一分一秒。这种残酷无可争议地证实——时光不能倒流。

人生迟暮，蓦然回首，年愈花甲的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进入倒计时了。

茫茫不知所措。

我不是惧怕自己离人生终点距离的缩短，因为那是谁也抗拒不了的人生必然。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少壮老暮。无论是谁，都总有一天要衰老，“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而我想的更多则是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给所有关心支持过我的，与我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留下点什么。

提到写书，我是有点斗胆，或叫自不量力。我没写过书,也不会写书；我所提供的，应该说这是一篇篇日记,一段段回忆,它真实地罗列了我一生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我接触的人和事。毕竟我从军、从政四十载，那是与枪杆子、刀把子为伴的四十年啊！

写书，是否是天方夜谭？

人生是一笔财富，但并非人人都懂得珍惜它。一位著名文学家说过：“人生就象一本书。傻瓜们走马观花似地翻阅它，聪明人用心阅读它，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只能读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这也是我要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又思之，我初衷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经历，用文字记录、整理下来，只要真实、准确就足够了。又没打算发表，更不是想出惊世之作，惊世骇俗，我想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我拟以时间为线索，辅之以相关事件。有则多写几段，无则一笔带过。脉络是年轮——不规则的一圈又一圈。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年幼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严霜与苦恼。

从出生到现在一年一年往下写，并不是太困难。这里面的成功与失意，风光与孤苦，畅顺与逆境都可跃然纸上，并通过文字再次呈现消逝的那部分生活，而后把这些往事装订成册，就算“花甲立传忆浮生”吧。

也许现在的日子太平静了（或太喧闹了），所以人们越来越喜欢翻动尘封的记忆，于纯真年代的清苦中搜寻出一丝幸福的余味细细把玩。我自以为这部有着浓厚怀旧主题的回忆录是应运而生，绝非心血来潮。我力求用尽我笨拙的文字再现那自己亲历且一去不复返的老旧的年代、老时的阴光。

我个人的一生历程，年轮轨迹平而又平，但其社会背景、时代特征的凸现却具有意义。尤其我相识的亲属、同乡、同学、同事、战友、朋友乃至国家党、政、军领导人等等实在有太多的精英、奇才，宛如群星璀灿，可圈可点、可歌可泣。限于篇幅，本书提及到的只是其中少之又少的或说是万中的之一，但也算表示了我对他们的一点崇敬心情。我来世一场，能有幸结识他们，是我有限人生的无限万幸。

人，是喝五味汤完成人生过程的。那酸、甜、苦、辣、辛，真正合口味或叫口感好的只有一味“甜”，而更多的则是酸、苦、辣、辛。它是每个来世一场的人的共同食谱。基于此种理解，那就不必抱怨生活欠了你什么、社会欠了你什么。

细细品味，人生的过程，其实也是个负债与还债的过程。

人这一生，怎么活都是一个生死结。什么最重要？生和死并不重要，生与死之间的过程最重要。而这个过程并不只是追求物质的占有和享受，更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寻找。

我之所以有勇气敢动笔写这本“书”，自以为无愧于社会赋予我的责任、权力与义务。虽然我曾生、杀、予、夺之权在握，人、财、物、案之利独掌，但我恪尽职守，贡献大于索取。我一生奉行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话“与人无助，便一无是处”，在这一点上我心里是踏实的。

唯一使我内疚的、晚年内心尚得不到安宁的，是我愧欠生我养我的父母，还有那诸多的亲友手足。而我在职在任的时候，只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冷落了他们。我没做到“忠孝”两全。

尤其一想到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姑母，禁不住伤心不已，良心的自责无时无刻地不鞭笞着我，犹如万箭穿心。生前一滴水，胜似故后十桶油。我现在就是倾万涛江海之水，也难以报答两位老人家的万一。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听到我这个不孝之子的忏悔吗？我现在才痛感：尽孝是不能等、不能拖的。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提及，涉及到大量的人和事，虽是基于事实，却难免不了顺带了个人的一些观点和评价，但我无意伤害任何人。“善待人和事”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即便是误解过或“整”过我的人，我也是多从自身找原因。勿庸置疑，人是有情感的，我当然也不能免俗。我虽心地善良，但也嫉恶如仇。我追求真、善、美；更憎恨假、恶、丑。

一位好心的市领导劝我“对某些个人有积怨的人和事，尽量婉转、模糊、抽象一些，能回避的尽量回避”，我弟弟也建议我“写平和点”。我尽可能吧，但实在回避不了的，又平和不了的，怎么办呢？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传递的文化使命。巧与新中国同生，我竭力想通过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写实表述能折射出共和国的诞生成长过程，这对于有兴趣于中国现代史的人们或许能提供一点点参考史料。如果能达到这一愿望，那么我写作的动机与目标性显然是拔高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都遇到过重大波折。如“高、饶事件”、“三反五反”、“批胡风”、“反右”、“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庐山会议”、“十年浩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五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两个凡是”、“六四风波”、“春天的故事”等等。由于我与共和国同龄，除“高岗事件”、“三反五反”、“批胡风”这几件事的发生，我尚年幼不清楚外，后面的我均经历了，也是事实上的共和国历史见证人。对于一些敏感甚至忌讳的话题，真的难以回避，更难以把握，包括我的人生经历。我想写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写个人回忆录也是如此。大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棱角都被磨平，我不愿公开发行，不乏有此顾及。

从诞生到执掌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走了整整28年，从初掌国家之舵到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党又奋斗了58年。不朽业绩，定格在一个个历史的关节点上。我想通过点击建国后党召开的十次代表大会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证实中国共产党人在这58年征途中是如何“进京赶考、艰辛探索、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

新中国虽然历时不久，但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却是几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人们，所经历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强，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迂行的历史，场景频繁，过程激烈，也不免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中国当代史的存史活动极为重要。当代人要写当代史，首推应是回忆录的写作。我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将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的极有意义的事情，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是我写书的又一原因。

我期待成书后，能得到读者的指教，那将是我非常荣幸的事。耽误读者的时间，也敬请见谅。

黄昏未必逊晨曦。夕阳西下，晚霞更红。江河入海处，虽少见激流，但辽阔浩荡；红日落珠峰，虽少见炽热，但不乏壮丽。在步入暮年的时候，我感激与我同生同世的且有良知的人们。我祝福后来的人们更加美好幸福！

第一章 文革风卷云舒 有幸面能见毛泽东

一、与共和国同龄 九连墩之后有疑说

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的1月1日（戊子年腊月初三）鸡鸣之辰，我无声地来到这个世间。母亲说出生时我不哭，而且小手未握。接生的姑母只好用棍棒敲击物什，以引哭叫，而我没有。这与正常婴儿呱呱着地相比是异常的。正常的是，人来到这世间：攒着拳头而来，撒着两手而去；自己哭着来，别人哭着送。江河之水往东流，家乡滚河向西行，我生下来为何不哭？

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两千多个县城，几十万个村庄，我怎么就出生在与汉光武帝刘秀故里——皇村一河之隔的东赵湖村？那里也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显赫贵族的墓地——九连墩的所在地。目前墓主人身份尚不明确。它有可能是楚国附庸国的国君墓（枣阳在秦以前属唐，唐属楚之小国，春秋灭于楚），也有可能就是楚国王墓。墓的规格之高，随葬品之多，特别是显示身份的鼎和簋都是按国王和天子的级别配置的。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全国发掘的楚墓有几百座，只有安徽寿县的一座为楚幽王墓。因此，不排除是楚国王墓的可能性。

我出生的那年也是新旧朝代更替年。新年伊始，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发表了《新年祝辞》以苟延残喘；（20天后，在内外压力下，他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则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发布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沾名学霸王。”真是异曲同工。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宣告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屈辱的一页从此翻了过去。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历史恒变的序幕，也就从这一天徐徐拉开。

大概在我刚过半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将姑妈送他的两个银圆，藏在鞋垫下，徒步至襄阳，然后乘船沿汉水到汉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村里的小伙伴欺负我，说我没有伯伯（我们老家称父亲为伯伯），我只好拿着父亲的照片说“这就是我伯伯”，然后哭着找母亲要真人“伯伯”。直到1953年6月我才矇眬中有了个父亲的印象，那是跟母亲一起到父亲服役的信阳陆军步兵学校。（巧合的是，后来看到的有关资料显示：以这个月的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全国人口总数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两千三百七十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

去的情景很模糊了，毕竟我才是四岁的孩子啊！

父亲离家出走的个中原因，还是在他2003年2月初弥留之际，我询问了一下，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而出走的祥细情况，目前年届八旬的母亲因父亲离走过度悲伤，很难清晰表述。

建国初期好象有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随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是长大后才知道的。

1955年秋，风雨蹒跚，我不足6岁入了离家约一公里的赵湖小学，也就是2002年底发现的九连墩旁边的赵家祠堂。当时只有两位老师，且是夫妻，姓方、曹，他们很慈祥，很喜欢我。在众多同学中，首先让我带上了红领巾，还不足六岁啊。

上完一年级后，母亲将我转到了离家三华里的乌金小学。这个小学规模，应该说在当时的枣东南是最大的了。班主任名叫王斌，我对他记忆深刻。而且这个学校还有一位被称为刘老老师的，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父亲1957年回家探亲，看望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校长叫刘坦甫，出身地主，威望很高。

在乌金小学我读了五年半，政治运动接二连三。

先是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两年后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建国后的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的政协礼堂召开，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举行的首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1133人（其中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选出中央委员97人，候补委员73人；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初步成果。大会确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无疑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再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这年的4月27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一夜间，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校园的所有墙壁。我只记得有一幅叫《刘校长喊冤》的漫画式大字报，中间是五个“刘校长喊冤”的大字，周围写的，大概就是喊冤的内容。是王斌老师写的。

整风刚刚进行三个月，紧接着反右开始。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此为契机，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反右派斗争。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场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从此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反右派斗争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包括王斌老师在内的老师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一副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那就是被打成右派了。被打成右派的好像很多。显然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最后运动结束时，全国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我行医的伯父万祥伯（他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中医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未逃此厄运。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予以平反纠正。可惜我伯父未等到这一天，他于1975年含冤去世。我以为，这些“右派”精英很多，他们受辱，但也是国家事业的损失。

这年，离家入伍的父亲第一次回来探亲，我高兴地不知所措，恭恭敬敬地给他举了少先队队礼。四十四年后的2001年9月，穿上军衣的女儿第一次见到我，也给我敬了一个礼，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一种神圣的礼节，也是血脉亲情的凸现。

三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这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万6千个人民公社。我所在的公社名字叫东风人民公社，记忆中是轰轰烈烈，群情激昴的。加上总路线、大跃进，总称为三面红旗。只要是醒目的地方都赫然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年秋，全县刮起“五风”（生产、浮夸、特殊、命令、瞎指挥），各行各业深受其害。在以后几年的农业生产上，强调种植越密越好，地耕的越深越好，播种越早越好。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乌金是一个很古老的小镇，古朴凝重，始建何朝哪代，无法考证。改革开放后，不知谁心血来潮，将其扩宽改造，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我与省劳动厅的文国运副厅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2005年底，他来襄樊，我们在谈论到此事时，不无遗憾。

再回头说那座九连墩旁的赵家祠堂，它也是在改革开放时被夷为平地的，每想到这些都心疼不已。

英国人在吴店镇建的教堂也是在这期间被毁的，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经过长期极左路线加之时代的变迁，使诸多历史文物遗迹遭到了不应有的破坏。

遗憾的是我没在枣阳当过领导，否则我会尽力干预的。

这些对文物古迹人为毁损，不亚于文革期间的破四旧。

二、三年自然灾害侥幸没饿死  日后厌恶吃喝风

新中国正是在艰难困苦的跋涉中走进六十年代的，从1959年到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间。

这期间，有几件事，是我记忆中抹不去的。

一是，1960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父亲被下放至厦门福建前线当兵。他回家辞行，呆的时间很短。我与母亲送他到兴隆汽车站，站长的模样我还记得。送走他后，我与母亲返回，走到乌金店东侧的一个小土岗上，我们见到了一棵不很大的小树，母亲让我爬到树上刮树皮，现在才知道是棵榆树。我正在刮的时候，树的主人拿了根扁担要打我，母亲哭着求饶，主人才放过我。

二是，三年自然灾害缺吃。饥饿是对人们的主要威胁。能填肚子的东西以谷糠为主，但吃后大便排不出来，只好用手抠。还有野菜叫木樯科（谐音），刺角牙（谐音）、红薯叶等，有人说观音土也可以吃，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我感到榆树皮煮熟后比较好入口，它粘糊糊的。不仅皮能食，叶、茎、花均可，但问题是哪有那么多的榆树呀，再说皮被人扒光了，能有叶和花吗。唯独九连墩上的土奇特，酷似石灰。各家的土墙粉刷，都是在那几个土包子上取的。粉刷后的墙比水泥石灰还白还亮还光。但没听说人可吃，估计也不是观音土。

我所在的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我目睹了太多的“路有饿死骨”的现象。

三是，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全村人在一块吃大锅饭，说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堂哥厚忠是一大家人，十口之多。每次到小队食堂打饭，我提一个小桶就行了，我家只有奶奶、母亲和我；而他们家要用两只木桶挑，这个任务一般是厚忠哥的弟弟厚雨来完成。那天天下着雨，他不慎跌倒，只剩桶底的少许米粒，于是他就到堰塘掺了不少塘水，回家后，厚忠哥将他打得死去活来，简直惨不忍睹。事隔这么多年，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每年的暑假我都是在清潭镇三里岗姑妈家渡过的。有一次，我与几位表兄弟在山里摘山楂果充饥，二表弟沈学林偷摘了一个瓜老板的甜瓜，结果被种瓜的主人扒光了表弟的衣服，赤条条的，不知所措。

现在生活好了，但看到人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我非常反感。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央的民生意识愈来愈强，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同时腐败态势依旧得不到有效的遏止，尤以奢侈之风为甚。大凡经历过那个时代而有良知的人们可能感触更深。

政府官员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车及公款吃喝这“三驾马车”，每年要花掉中国财政究竟是多少？不知有关部门是否有勇气向民众公布？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公款出国浪费巨大，让一些人中饱私囊，却无法认定为贪污，只能算是违纪行为，因此公款出国愈演愈烈。公款出国多数打着考察、交流名义，实为“公款旅游”。在许多地区，“出国考察”已成为官员的变相福利，“出国考察”的地点、次数和消费规模则按照官员的级别进行分配。

事实上，绝大多数官员利用公款出国旅游连违纪都不算，除了得到媒体和公众的一些“口水”之外，总是“高兴而去，满载而归”。

不久前某省一位副检察长因出国旅游被撤职，并不是因为他出国旅游出了麻烦，而是因为他率领的“考察团”居然试图以伪造的邀请函进入芬兰，结果被芬兰边防官员识破而被拒绝入境而这件事又“不巧”被媒体曝光，在舆论的压力下，他才因“违纪”受到撤职处分。这是我们检察院系统的耻辱。当然也不排除我当了十年检察长没出过境、现在心理不平衡的因素。

我以为，出国旅游等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将国有财产占为已有，但是吃喝玩乐的好处都占全了，和“贪污”只有程序差别，没有实质差别。

我在任检察长时，接到数不清这方面的群众举报信，我实在拿不准罪与非罪的界限。道理很简单，法律法规没有这方面的法条。我亲自听到一位领导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讨论我的案子，我考虑你的帽子。”

在此，我强烈呼吁：所有吃皇粮的人（包括我）必须以自己的行为自觉向纳税人负责，我们的衣食父母是纳税人。这是每个公职人员应知必晓的起码常识。

有关部门为限制出国考察潮已多次出台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的操作性、可监督性都很模糊，各级官员出国考察热一直没有降温，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扩大到乡镇一级。

公车私用，前几年有两个说法：一是按级别配车（非气量）；二是说公车使用各三分之一（公事、私事、司机）。但我观察的是多数乘车超标；再是三分之一变变为三分之二（因多数领导不再使用司机，而是自己驾驶）。

公款吃喝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但我入伍前下乡在老百姓家吃饭每餐要交半斤粮票，1角2分钱；入伍后，我也随首长视察过部队，就餐后必交就餐费的工作，由我这个秘书来完成。现厅是怎么啦，听说政府机关都有招待费，招待费很多都是公款吃喝，而且数额巨大，这些帐都是由财政报销，有一些是由各级政府的小金库报销。政府把公款消费当成一个特权，官员越大公款消费的数额越大，它是中国官员的法定权益。中央到地方为什么都不愿取消这个制度，这是否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既得利益。

作为公民的纳税人管不了官员，官员不向纳税人负责，也是导致官员无所顾忌地拿公款消费。

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有些非纳税人却在张开着大嘴咀嚼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乌龟、王八、田鸡、鲍鱼、小鸭、蛇、鸟……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不放过……如果从高空俯瞰，他们沉浸在“吃”的狂迷中。通宵达旦的食街、排档星罗棋布，满街是吃客的嘴脸。对此，我不是一般的反感。

维持我们生命健康和营养，只需要不多的一点食物，其实就可以了。我非常想不通，人们为什么要去捕捉那么多无辜的另一类生命，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他们可曾想到，将自己的享乐欲建立在残杀动物的基础上那是人类莫大的悲哀！

当我们把可爱的小青蛙、水鱼、小鸟吃完之际，最后剩下的就是吃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人类已经开始面临惩罚了，现在好多人都得上了“富贵病。”

想起孩提时代，在乡下的池塘、稻田、山岭，随处可见的鱼儿、小鸟、蜻蜓、知了，现在几乎绝迹了。只有在饲养场，还能见到它们的影子，一大群地被养着，专门供人食用。历史学家汤因比门说：“人，大地母亲的孩子，不会在谋害母亲的罪行中幸免于难。”想一想印第安人的歌谣：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刨；最后一条鱼被捕；你们才发现人类的伙伴不能欺。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真实内涵。在党委、政府呼吁市民们要“过紧日子”的同时，一些官员却在堆满了食物的宴会上悄悄地放松自己的裤腰带，在碰杯声中破坏了共产党的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主席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拒绝吃肉。他也待客，但掏的是自己的腰包。试问那些摆阔摆谱的“领导”们，你们的职务、级别，对人民的贡献超过了毛泽东吗？你们真的不脸红吗？

写到此，我想起了1994年，我们审一个盗窃案犯时他说：“我偷了两辆自行车才两、三百元，你们检察长们在老一届店吃喝一顿不止三百吧？”对此我印象极深，意思我很明白，他们是暗偷，我们是明抢！

有关资料显示：50年后人将能和动物对话？科学家预测，50年后会有一种仪器，可以探测和解读动物的感情生活，捕捉到海洋动物的情况和瞬间即逝且不清晰的“思想”，并将它们的信号放大后传输给我们，以便唤起人类大脑出现类似的情感和思想。这样的工作一般会先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随后哺乳动物，然后是低能脊椎动物，包括鱼。不言而喻，这会导致人们拒绝吃动物的肉，人类从此变成素食者。

我真诚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人是高级动物（自称的），但也是动物啊。为什么要食其它动物呢？

不过有些让人们讨厌的蚊虫是否应该消灭，确实值得商榷。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就搞了个关于“除四害”的运动。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专门提到：“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当年人们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老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话语间有种打胜仗的欢愉。鼠的名声一向不好。即：与人争食、传染疾病、破坏性强。

那时我才读小学二年级，小伙伴们说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来，就能把这一窝老鼠都咬死——当然放走之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交到学校。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我亲自看到有的同学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我一生不杀生，包括老鼠。但我是班上唯一的一位“干部子女”，班主任对我网开一面，慌说我灭鼠的任务完成了。

世界上还有另一种“老鼠”更让人深恶痛绝，这就是贪官污吏。他们中饱私囊，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穷凶极恶，不择手段。古人早就有许多把贪官污吏比成老鼠的诗句，如《魏风·硕鼠》、《鄘风·相鼠》等，其中最会脍炙人口的，当为唐代曹邺的《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仑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又逢鼠年，但不可对老鼠有一点怜悯，不论是自然界的老鼠还是官场硕鼠。猫拿耗子，狗咬耗子，人拿耗子，争取让鼠年成为自然界的老鼠和人类中硕鼠们的痛苦之年、灭顶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