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元压垮农民工的思考

陈爱华对17岁的儿子说，“你妈不会赚钱，又得了病，你就让我去死吧。”丈夫吴方华知道后，狠狠地骂道：“你死掉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妻子说：“那就抱着他们一块死吧。”２００６年６月９日，陈爱华跳入闽江，丈夫没有能拉住她，他们一起消失在湍急而浑浊的水中。（南方日报网 2006年06月15日）

吴方华一家来自江西宜黄县一个小山村。１９９９年后， 吴方华常年在外打工，和其他１９７０年代出生的农民构成了第一代农民工大潮。２００５年春节后，妻子陈爱华在合肥某工地当水泥工。按照《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女性不能从事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儿，但求职屡屡受挫，她别无选择。“法律”再美好，但遇到生存威胁时，便显示出了它的苍白；而且，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从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些法律、能够遵守这些法律，这恐怕也是未知数。法律，尤其是与公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内容，必须普及宣传，必须由专业的执法部门监督执行，否则，法律将难以落实，难以起作用。

就在为自己有了一份工作而“庆幸”时，陈爱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脑袋撞到了地面。ＣＴ的诊断是“头颅骨开裂，有淤血”。住院之初，老板躲着不见踪影。后来，在当地劳动局的协调下，老板勉强支付了医药费。但住院一个月后，老板便不再理会。她没能获得误工费，也没有任何补偿——她与老板没签合同。“没签合同”，就能够否定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吗？一纸合同，需要签定；但笔者认为，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签定合同，只要雇用与被雇用的劳动关系存在，双方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否则，农民工急于寻找工作以谋生，老板以各种借口不签合同。出事故后，老板就轻易地躲开法律责任了。

２００５年中秋节过后，陈爱华找到了一份瓦工工作，老板开出的工钱是每天３０元，但辛苦１００多天之后，老板却只支付３０％的工钱。找劳动局投诉，但最后也没能领到属于他们的工钱。为你做工，你付工钱，这些古今中外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却遭到了恶意欠薪者的“颠覆”。不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社会则难以稳定有序的发展。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执法部门，必须切实担负其责任。

不得已，陈爱华只能先回老家过年。老家１０多亩的毛笋已经被菜贩子收走，他们商定在冬天回家时结账。不出意外的话，她依然会有１万多元的收入。然而，住在乡里的菜贩子不见了踪影……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就是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生存环境。 他们劳动强度大，而工资少，少的可怜的工资还常遭克扣。他们遭遇不公，却难以讨个“说法”。他们赚钱难，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房租、水电费、煤气、吃饭穿衣、养家活口、看病上学...... 一连串儿的打击，陈爱华早已身心疲惫。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家庭，试图通过勤奋的劳动去改变她自身的命运。”一位专家说。但几年过去了，家境依然贫寒。陈爱华患病，其处方单表明，药费加治疗费共为１８５９．０４元。与其说，这是1859元压垮了陈爱华，不如说，是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社会不公压垮了她。勤劳致富，必须有勤劳致富的社会环境；环境不公，执法不严，勤劳则难以致富。